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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类学家:莎伦 • 考夫曼教授

 

从2012年9月到2013年8月,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与老年研究所(UCSF Institute for Health & Aging)访学,合作者就是该所的医学人类学教授莎伦·考夫曼(Sharon Kaufman)。毫无疑问,这一经历让我对考夫曼的研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尽管我刚到研究所时,她也谦虚地说,“你不要只关注我的研究,我不是特殊人物”。

1980年,考夫曼获得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伯克利分校联合授予的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她一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工作,并得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持续资助,这在人类学家中并不多见。目前,她不仅是该校护理学院下属的健康与老年研究所、社会与行为科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的教授,还是医学院下属的人类学、历史和社会医学系(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Social Medicine)的系主任。

考夫曼的研究兴趣包括一些相互关联的主题,如老年认同、主体性与晚年生活的意义,社会变迁与医学文化的转型,美国医院文化与晚期病人的临终,生物科技与伦理、治理和医疗实践的关系,老年医疗保险政策与卫生保健递送体系改革,以及生命本身的人类学。由此可见,她的研究涉及了医学人类学和老年人类学的许多核心议题。

考夫曼最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美国生物医学经济学和卫生保健递送体系的宏观结构如何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理性选择。该项目考察了临床试验产业、循证医学和老年医疗保险政策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治疗标准和行为准则。这些标准和准则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长寿和死亡时间的社会期待。其结果是,生命延长技术更频繁地用到了老人身上,而临床医生和家庭成员都不想或者很难对之说“不”。她清楚地看到,与以前相比,老年人口接受了更多的、更昂贵的治疗,这给政府的卫生保健支付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它正在受到破产的威胁。

2007年,考夫曼的第三本著作《死亡时刻:美国医院如何影响了临终》(Scribner,200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赢得了美国医学人类学会的“新千年图书奖”。这是一本关于死亡和临终的民族志。为了写这本书,她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去进行田野工作。在此期间,她几乎每天都去一家医院进行观察。正因为如此,她能够用详实的案例资料去说明美国的医院文化和医院结构如何影响了病人的临终选择。在她看来,医院死亡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许多美国人都面临着一个难以协调的矛盾:他们既想使用医学手段来延长生命,又想实现没有太多技术干预的“好死”。同时,美国医院文化的结构性力量也影响了病人的治疗选择──它总是鼓励病人采取攻击性治疗。因此,要想彻底解决“问题”,一方面要改变病人决策和医患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改变宏观的结构性力量。

考夫曼先前的两本著作分别是《永恒的自我:晚年生活的意义源泉》(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和《治疗者的故事:医学和文化的转型》(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如同第三本书,这两本著作同样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它们分别是关于老年认同和医学文化转型的民族志。

在过去30年间,考夫曼的研究焦点始终是医学发展如何影响了老龄社会和个体生活,以及老龄社会又如何冲击了医学实践。围绕上述问题,她不仅出版了三部著作,还在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The Gerontologist,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等人类学、老年学和社会学重要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夫曼教授的确是老年研究领域的一个代表人物。

                                      兰州大学民族宗教研究所

                                              2017年8月27日 

                                                  作者:郇建立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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